| 當漢語詩成為「『現代』詩」，這所謂「現代質地」（modernity）還是必須回到「漢語」的現代性來討論。晚清民初以來，面對新語詞、新學科、拼音文字、英語文法這些如同外來侵襲的事物，漢語、漢字及其所在的文化系統，從未停止回應與思考；從「如何向新世界開口發聲」到「如何重建與世界的新關係」，漢語詩「現代化」的進程裡，不應該忽視當時由語法學、文字學、音韻學、心理學、修辭學等不同領域出發而建構的漢語新思維，討論「現代詩」不應該忽略如馬建忠、劉師培、黃人、黃侃、唐鉞、胡樸安、陳望道、李安宅，以至於陳世驤或高友工等人，是如何自覺的去發現漢語、漢字所以存有與應變的依據，而其中允為核心的是漢語的「可發聲性」與「可體現性」，正與晚清以來高張喧騰的現代視線相互拉鋸，呈現不可輕忽的抗衡態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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